所說黃軍帽的故事就是“文革”期間解放軍戴的夏季制服帽，其實是草綠色的。為何不叫綠軍帽，或許和綠帽子的另外一個含義有關，那我們就約定俗成繼續(xù)稱之為黃軍帽。

　　

　　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自從偉大領袖一身戎裝登上天安門城樓，從此軍服軍帽風靡大江南北，不僅解放軍穿戴，已轉到政府任職的國家主席、政府總理等一大批老紅軍老八路一時間也都重新穿起了嶄新的軍裝。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(wèi)兵小將盡管沒有軍籍，也想方設法地穿，只是不戴領章帽徽就是。沒有全套軍裝，戴頂軍帽也覺時尚；沒有真軍帽，來個山寨版的，扣在頭上也覺神氣。當時黃軍帽，不管真假，絕對是中國男人的時尚標配。而且這種時尚，從1966年一直持續(xù)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，可謂一領風騷二十年！那個時期的中國大小男人，沒戴過黃軍帽的少之又少。我爸是個例外，他真就從沒戴過，從沒趕過這個時髦！

　　

　　我爸自己沒戴，卻不反對我們兄弟戴。我二哥戴得時間最長，我其次。愛美之心人皆有之。既然是那個時代的標配，吾生雖晚，卻也趕過時髦，而且差不多一戴就是十多年。到現在要寫這篇小文的時候，想想竟自啞然失笑——因為我戴了十幾年黃軍帽，卻好像從沒戴過一頂正牌貨。直到我娶了個女兵當老婆，大冬天才第一次扣上了頂真正的綿軍帽。

　　

　　我頭次戴黃軍帽時，還是個小屁孩兒。那時看哥哥戴，同學戴，個個精精神神的，就羨慕嫉妒，于是就回去跟我媽鬧著要。我媽上哪去弄？她只好買塊黃布自己照著做。盡管做得十分逼真，但還是被同學們看出了端倪。我同學有好幾個當兵的孩子，他們戴的軍帽不僅和我的軍帽在用料上有細微差別，而且最重要的，他們的帽里子上有一個紅色的小方印，上面印有“番號”“部別”等字樣——那才是貨真價實的標志！有了真假區(qū)別，這讓我十分泄氣。后來發(fā)現其他同學戴的也都是山寨版，慢慢心里也就釋然了。

　　

　　不久爸爸外出帶回兩件寶貝：一個黃書包和一頂黃軍帽，書包給了二哥，軍帽給了我。我翻看里面雖然沒有印章，但布料和做工卻和真正的軍帽沒什么不同。我想，或許真正的軍帽也有不蓋章的罷，于是便也如獲至寶地戴在頭上興高采烈起來。為了不讓汗?jié)n浸臟帽沿，我也學哥哥的樣子，疊一圈紙條墊在帽沿里。為了防止丟失，我還用圓珠筆在帽沿里面寫上自己的名字。每次戴軍帽，我都對著鏡子，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，哪有塌陷都會把它抻起來。媽媽看到了，一邊笑一邊說我：“一個男孩子還這么臭美！”

　　

　　同學們發(fā)現我換了新軍帽，翻看帽里子卻不見紅印章，我就編說是我爸從軍隊被服廠里搞到的，還沒來得及蓋章。同學們這個試試，那個看看，個個羨慕的不得了。我也是當成了寶貝，上學也戴，放學也戴，就差睡覺也戴了。然而不料沒戴多久就被人給搶走了。

　　

　　那是一次電影散場，我被擠在了密集的人流里。那時候我才有半個人高，腳尖兒稍微離開地面，便被人流夾著走，根本看不到前后左右。開始我還覺得好玩兒，突然感覺頭頂被人抓了一把，用手一摸我的帽子沒了！我天，這還了得。我急得立刻大聲呼喊“誰摘了我的帽子？”“還我的帽子！”人流繼續(xù)涌動，卻沒一個人搭理我。我看不清周圍人的面目，像只掉進了枯井中的迷途羔羊，一邊聲嘶力竭地使用勁兒哭喊，一邊兩只小手在頭上方亂抓，然而一切都徒勞無益。等我隨人流涌出影院，才哭喊著找到了二哥。他聽說我把帽子丟了也很著急，左找右找不是，就蹲下身來盯著人們紛亂的腳下，希望能有所發(fā)現。然而等人走光了，除了紙屑和煙頭，甬道上什么都沒有。我心愛的黃軍帽就這樣被人給搶走了，為此我難受了好多天。

　　

　　話說回來，那時候，別說趁亂摘軍帽，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孩子搶小孩子軍帽也不是啥新鮮事兒。我就不止一次看見有人從后面騎車一把掠走別人軍帽，看人追不上了，還騎到前面回頭嬉笑扮鬼臉兒。那年頭，沒丟過軍帽的人好像也少之又少。

　　

　　1979年我上大學讀書，到寢室一看，有一半同學都戴著黃軍帽，甚至連講課的老師也有戴黃軍帽的。印象最深的，是給我們講文藝理論的隋景山老師，人家戴的竟是一頂黃呢子軍帽。每次上課他都端一個用麥乳精瓶子改成的茶杯，軍帽一摘，一起放到講桌上。下課了，一邊戴軍帽，一邊擰上麥乳精茶杯蓋，冷眼看去就像電影《英雄兒女》里的王政委。

　　

　　人們漸漸不戴黃軍帽，是從時興穿西裝開始的。為了打擊風靡全國的搶軍帽風潮，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公安機關就把搶軍帽列為搶劫罪。在1983年治安“嚴打”中，一些搶軍帽的街頭小混混被紛紛判以重刑，搶軍帽之風才被煞住了。隨后，西風東漸，人們的著裝打扮開始變得豐富多彩，年輕人中流行起長頭發(fā)喇叭褲，戴軍帽的人越來越局限在復轉軍人這狹小領域，最后到八十年代中期黃軍帽基本退出了大眾歷史舞臺。

　　

　　黃軍帽，一個時代的標記，伴隨“文革”而來，伴隨“文革”而去，留下來的，只有它的故事和留給人們的深刻記憶。